iWeekly - 世界公民的行动读本

August 16, 2014 作者:James Bamford

封面故事:斯诺登的“招供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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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摄这张封面照片时,斯诺登突然抓起了被带到现场的美国国旗,摄影师拍到了这一瞬。

2014年6月的一天,俄罗斯莫斯科,在一家历史悠久的酒店里,《连线》杂志的编辑、记者和摄影师等待着平生最重磅的采访对象。

爱德华·斯诺登,世界头号通缉犯。经过将近一年的联系,2014年5月,他终于答应《连线》,在几周里接受3天的专访——他“流亡”莫斯科以来,留给媒体最长久的一次采访机会。

自从他去年6月消失在莫斯科机场大楼之后,很少有人亲自见过他本人。但他依然在世界舞台上不断亮相,不仅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,还是一个没有身体的人——只以虚拟形象现身。

这就像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·史密斯,突然成了“大洋洲”电幕里的主角,用文件来批评老大哥。

中午时分,斯诺登叩门而入。《连线》一行人在酒店房间里开始里第一次专访。他们想得到一个答案:斯诺登究竟为何会泄露了数十万份顶级机密文件,从而把规模庞大的“棱镜”揭露到一览无遗呢?

采访者都很紧张,斯诺登却丝毫不拘谨。他讲述了自己如今的感受和一年来的生活。他还透露了过去不愿谈起的个人经历,发表对政府的见解。他还说,他“想家了”,所以见到《连线》一行美国同胞,十分开心,而且他“即使要遭受牢狱之苦,也愿意回到美国”。

斯诺登说,他熟悉情报部门的手段,所以他依然自由;他也不去那些西方人常来的去处。不过,他有时露面,例如去电脑商店时,偶尔会被俄罗斯人认出来。这时,他就会“嘘!”的一声,笑着让他们别声张。

关于窃得的文件,斯诺登说,它们早已不在自己身边,而分属3方所有:记者格林瓦尔德和电影制片人劳拉·波伊特拉斯;《卫报》,但迫于英国政府压力,他们封存了资料;《华盛顿邮报》的巴顿·格尔曼。但是斯诺登对文件内容了如指掌,使得采访异常顺利。

斯诺登说,他有意“露出破绽”,让政府发现哪些资料被他“窃取”,而哪些只是“曾经查阅”。他希望以此表明态度:他只想揭发,并非叛国。

他有意减缓进度,以便政府为“棱镜”的曝光做准备,但NSA不仅忽略了线索,还在贬低斯诺登身份的同时,夸大了他窃取文件的数目。斯诺登显然“没想到他们那么无能”。

美国政府的诸多指责,却让斯诺登的经历变得扑朔迷离。斯诺登说他过去不愿过多谈论自己,是不想给人一种“自恋和傲慢”的印象,因为他“是一名工程师而非政客”。

不过他最终还是开口,向《连线》诉说了自己的故事——一个严肃、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对国家和政府破灭幻想的前半生。

斯诺登1983年生于一个“公务员”家庭,智商测试超过145分。家人都在政府任职,斯诺登也想走这条路。斯诺登说自己从小喜爱阅读,特别是读希腊神话;另一方面,他从小也酷爱计算机。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个同学的计算机技术公司开始的。

9·11发生时,斯诺登“在开车去办公室的时候听到收音机里面第一架飞机撞上大楼”。他说自己和许多同胞一样,为这次灾难所震惊。

2004年,他志愿加入了陆军特种部队,欲前往伊拉克参战,因为“当时我非常相信政府,坚定认为政府不会欺骗我们,相信伊拉克战争是正义的。我想贡献我的力量”。

斯诺登说特种部队也为他提供了学习外语的机会,但他入伍不久就在训练中双腿骨折,被迫退伍。

回国后,他开始从事技术安全工作,随后加入了CIA负责网络技术工程。然而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:盛名在外的顶尖机构却使用着无比落后的技术。

随着他的一次次晋升,他参与到了世界各地的任务中,也发现了伊拉克战争的黑暗面——虐待囚犯和非法窃听。斯诺登说,当时他就有了揭发CIA非法行为的念头,但由于奥巴马的上任以及他的选举承诺,他犹豫了。

不过,后来令他失望的不仅是言行不一的奥巴马政府,还有他的新东家NSA更肆无忌惮的非法行为,比如“定点清除”计划和通过一切电子设备对美国公民的监控项目。

斯诺登甚至发现,NSA的监视项目可以用来干涉政治:他们监视政治激进分子观看色情作品的情况,以便在必要时刻用“道德败坏”之名威胁他们。

2011年,斯诺登与迈克尔·海登将军在一场宴会上。海登曾先后担任NSA和CIA局长。

长此以往,步步高升的斯诺登却越发丧失了对国家的信任。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和不断扩大的权限,搜集有关非法行动的证据,伺机揭露。而他也发现,NSA完全没有料到有内部人士行此“大逆不道”之举,所以他能轻易查阅、下载和复制绝大多数文件。

到2013年,NSA的黑客组织TAO,企图在叙利亚内战时植入恶意程序,监听通讯记录,却意外破坏了叙利亚整个国家的网络。可斯诺登的同事却说:“就算我们被抓了,也总能说是以色列干的。”这是个玩笑,却无比真实。

斯诺登当时的工作则是研究如何对中国发动网络攻击。他说,NSA给他制定的攻击目标远远超越了军事和政府设施的范围,甚至包括大学、医院还有各种民用基础设施,他觉得这越线了。

但压垮斯诺登的最后一根稻草,还是建于犹他州的“任务数据存储库”(斯诺登说它原名“海量数据存储库”,但因许多人觉得太过直白和骇人而改名)。斯诺登解释说,全世界所有网络、电话和短信等通讯数据都会被该系统收入,再进行筛选性的记录和保存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代号“怪物头脑”的网络袭击防护程序。这个程序不但可探测和防御网络攻击,还能实施自动反击。然而由于网络袭击的隐蔽性,“怪物头脑”往往伤及无辜的第三方国家。斯诺登意识到,如果任由“怪物头脑”发展下去,后果不堪设想。

2013年3月13日,斯诺登依旧记得这个日期。当天,他读到一则新闻,NSA的官员和参议院的代表声明,“NSA收集美国公民信息之举并非存心”。斯诺登十分生气,和同事抱怨起来,但他们却已见怪不怪,对欺骗普通民众的谎言早就逆来顺受。

可斯诺登却再也无法忍受美国政府这种纳粹德国般的邪恶行径。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。2个月后,他带着存满资料的一大堆U盘,登上了前往香港的飞机,揭开了“棱镜门”的序幕。

在第3天的访谈中,斯诺登说,他并不想自我毁灭、自我牺牲或是简单地把自己从历史上抹去,但如果他不制造这个机会,人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,也更不会胜利。

斯诺登相信,NSA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他的行踪,而且他们和英国情报机构一起已追回和封存了不少他所窃取的资料。他甚至担忧地说:“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被他们抓起来处置。这早晚会发生。”

但他更担心地是民众慢慢对大规模监听变得麻木,并且还不能指望政客,只能依靠技术力量才能终结大规模监听。这显然不容易做到。

在采访开始的那天,《连线》也带来了好消息。一是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限制NSA行为的决定,二是德国《明镜周刊》调查发现,NSA内部可能已有更多像斯诺登这样的泄密者站了出来,向外界曝光有关非法监听的机密——比如涉及NSA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监听。

斯诺登的回应却是认为这都无关紧要:“问题不在于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新故事,而在于,我们该怎样去应对呢?”

撰文:James Bamford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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